总体来看，现行计量法已严重滞后于实践发展和经济社会现实需要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：

　　（一）严重滞后于深化体制改革的迫切需要

　　1985 年制定计量法时，大背景是计划经济体制，改革刚刚起步。计量管理体制基本采取前苏联模式，以行政管理和强制检定为主体，以行政区域分层量传、溯源。纵向到县、到企业，横向各部门之间，都靠行政命令管理。法治计量、科学计量、应用计量界限不清，都靠财政供给，机关、事业单位、企业都是国有。这一基本管理架构延续至今。

　　1992 年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，2001 年加入 WTO，2017 年提出转向高质量发展， 2020 年提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。这些重大的体制改革给旧计量体制带来巨大冲击，但没有发生根本性变革。企业市场化了，事业单位改革了，计量管理也实施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减少了行政许可，缩小了型式批准和强制性检定的计量器具的目录。但是，计量体制还是原有体制，没有通过立新法进行市场化的彻底变革。计量管理体制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定位、定向、定标，缺乏宏观战略研究、顶层设计和立法支持，迫切需要深入立法研究，以法治化、市场化、国际化、社会化为方向，使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，彻底改革原有计量管理体制。

　　（二）严重滞后于高质量发展的全面要求

　　高质量发展包括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生态、环保等五大文明，这些都离不开计量事业的支撑、保障和引领。近年来，我国制造业产品合格率达 93%左右，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合格率也在 90%左右，但不合格产品造成的损失在万亿元以上，根源都涉及计量检测的精准度问题。计量是质量基础的一部分，计量法不是只管计量器具的法律。现行计量管理的窄化、简单化，严重制约计量事业自身的高质量发展，也严重低估计量在整个国民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重大基础、支撑、引领、保障作用。目前，迫切需要确立大计量观和大计量发展战略，这样才能充分体现计量的经济价值、社会价值和生态环保价值，推动计量对五大文明建设的现代化作出应有贡献。

　　（三）严重滞后于科技现代化的迫切需要

　　计量是科技现代化的根基、引领、保障。俄国科学家门捷列夫说，没有计量就没有科学。对我国度量衡制的统一作出巨大贡献的化学家吴承洛说，人类对自然界的一切知识都是计量得来的，计量越精准，知识越准确。

　　我国科技水平总体不高的根本原因之一，就是计量水平总体不高。虽然我国科技计量这些年不断有新突破、新进展，但距离世界第一计量强国还有很大差距。我国计量基标准实现国际等效的项目占总项目数量的 50%左右，而国内主要计量基标准、标准物质和量值传递溯源体系覆盖率不到 60%。特别是国际单位量子化变革后，以量子技术为引领的计量尖端技术还存在不少短板。扁平化、多中心、网络化、智能化、即时、在线的量传、溯源体系尚未形成，多维计量、复合计量、解决方案式计量尚不能完全支撑科技创新。谭久彬院士曾指出，要成为制造强国，关键要解决超精密测量能力问题。以光刻机为例：中等精度的光刻机有 3 万多个光机零件，其中 70%是精密和超精密的，需要 600 多种专用精密和超精密测量仪器。诸如高端芯片、高端数控机床、高端传感器、高端医疗器械、高端发动机、飞机轮胎等，大多依赖进口，即通常说的“卡脖子”。究其根源，其中之一可以归因到计量。计算、测量、检验能力严重滞后于高科技发展，创新能力、协同能力和系统解决问题能力既受制于技术水平，更受制于体制机制束缚。全社会对计量重要性和战略性的认识、重视、支持、投入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。

　　（四）严重滞后于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

　　可持续发展、绿色发展、建设生态文明是百年大计、千年大计，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和目标。毋庸讳言，现阶段我国生态环保问题依然比较严重，水、土、气、废、声、光、电各类污染影响人类健康以及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。当前全球集中关注的气候变化、节能减排、低碳发展等问题，已上升为我国未来中长期发展的战略问题。党中央确立的“30·60”目标，既是我国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的硬指标，也是向全世界的庄严承诺。实现这一宏伟目标的前提，就是计量、测量和检验的问题。周小川在 2021 年“30·60 目标的实现路径和经济金融影响”研讨会上的发言指出，应对气候变化一定要夯实数据与计量基础，否则，碳达峰数值一算就差 10 亿吨。基础数据如果不够清晰，未来减排的指标、任务、重点也难以落实。因此，计量、测量、检验检测在绿色发展、气候应对方面的作用极为重要和关键。

　　目前，我国在碳排放测量，主要污染排放量在线检测，碳中和计量测试技术，太阳能、风能、生物智能等能源计量测试，能源资源大数据计量、能效分析等诸多领域的计量测试技术研发、应用、系统化、协同化等方面，还有大量工作要做，不少方面刚刚起步。如果不加快修改计量法，不高度重视、不加大投入、不改变体制、不聚集人才，难以支撑保障绿色可持续发展。